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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和信艺术  »  王宇清:膜拜“最新最美”(下)
作者:右岸沙龙

摘要: 中国这个国家在历史上没有出现西方意义上的宗教,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有学者将之解释为中国世俗传统的过于强大。

宇清说画之四(下)


膜拜“最新最美”

——“现代年画”视野里的中国新文化


●王宇清

5

现代年画:“新美价值观”统治的世界


  应归属于“世俗美术”的“现代年画”时代色彩与气息极为强烈,从艺术技法与风格上看,其又可大致分为三大类。其一:从20世纪初叶的上海“月份牌”广告画演变来的“月份牌风新派年画”;其二:20世纪五六十年代逐渐成形的“新工笔”风格中国画;其三:就是起源自中共根据地或解放区的,从“民间木版年画”风格变化而来且最具民间趣味的流派,笔者权且名之为“平涂法传统年画”,等等。



     对于这三种主要年画类别,论者曾有一种有趣的说法是:专业美术工作者的艺术偏爱次序是从后往前,越往前,他们认为越世俗商业。而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说,则恐怕会恰恰相 反,会给出反向的好恶排序。特别是新社会翻了身的农民们,其偏爱好恶几乎都会选择从前往后的排法。

  


   看到过著名美术理论家刘骁纯对上述现象的观点,对此现象他曾指出,专业美术工作者的偏爱,早在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革命根据地时就表现出来了。那一代元老级的美术工作者们见到老百姓家中的老剪纸、老木版年画,就犹如发现了被埋藏的珍宝,并把改造旧木版年画作为新年画创作的重点。那时,他们谁也没有想到改造利用自己早年在上海亭子间曾经见到过的月份牌广告画,潜意识的原因,是他们压根未曾正眼看过那种画。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赛过马蒂斯”、“气死毕加索”之类盛赞民间美术的言辞,仍在这一代老美术家的谈论间不绝于耳。

  但是,对于当时的普通民众来说,月份牌风格却是都市里吹过来的新时尚,而都市就是当时一般农民向往的明天。

 这种由炭精擦笔画法所表达出来的令人感觉“光鲜亮丽”的写实趣味,用来描绘当时新社会、新时尚、新生活自然非常的合适,而当时这类年画的任务,就是颂扬新时代里种种时尚新风与新的成就,歌颂城市和农村中的新风貌、新气象以及种种美好的愿景,对于作为软性宣传工具的新派年画,这样的宣传是责无旁贷的。

  这样的一类描绘,比如,农村中新购置的拖拉机,城市里在建中的新大楼,骑着新买自行车喜洋洋的男女等新鲜景象;又比如,新社会里新的人物,那些衣着光鲜皮鞋锃亮的幸福儿童,那些采买完年货笑呵呵归家的合作社社员,那些意气风发的劳模和英雄,等等。凡此种种,都尤其会受到当年那些文化虽不高,却在趣味上情感上与这类时新大众美术天然亲和的普通民众极大的赞赏。年画能够风行于那个年代,这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6

“最新最美”:年画里时代精神的密码


  现代年画与传统年画还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即它从一开始,就是以官方宣教工具的面目出现的。但由于它对所在时代广泛的反映及有效影响,且又时刻跟随时代的脉动和群众心理变化,从而也获得了一般的大众的欢迎,反映了那个时代主流文化的趣味。因此,笔者坚持认为对其进行适当的反思,或权可作为对那个年代精神密码的某种考察。

 20世纪60年代年画《小保管上任》

此画堪称描绘“社会主义新人”的经典之作


  考察现代新派年画,不由让人想起当年那个“要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的著名口号来。这个“最新最美”作为一个关键词,其背后若隐若现的,是否就是那个时代精神密码的某种折射?

  我们已经列举过,现代年画中有相当比例的作品都曾不遗余力地赞美新社会,讴歌社会中的新事物,以及描绘置身其中的“社会主义新人”。通过观看那时这类画作中颂扬“心灵美”“劳动美”等等内容,我们不难看出这些年画的创作种那种试图美化“新社会”之一切的努力。

  通过多年对现代年画的收藏、欣赏与梳理,笔者也在不断思考年画中这一一味“尚新”和“求美”取向的来源。我们在观看这类宣传性画作时,观者很容易发现,这类画中“美”的表达一般都很直白,因而常常显得不免平庸乃至媚俗化。在可称之为“革命美学”的文艺“理念”指导下,当时的年画创作始终被一系列那时期特有的“概念”左右着,例如“高大全”,例如“三突出”等等。今天听到这些既遥远陌生又诘屈聱牙的“概念”之时,笔者总有会联想到当时同样流行的“最新最美”这个口号。

  毋庸讳言,光是看到这个词,其本身就好像能透露出其构词基因中所隐含的时代气息。

    说来,“最新最美”本是无伤大雅的,问题当然并非在于“最新最美”这个词汇,问题的所在,是这种表述所暗示的文化诉求,是一种明显功利且实用化的文化取向。百余年来,我们的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过于被自身特有的注重功利注重实用的价值观主导着,年画等艺术于是每每在“美学的扭曲”中迷失自我,而社会也因日益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变得“肤浅化”,这都造成“新文化”兴起以来愈趋严重的社会迷惘。


7

现实的囚徒


     中国这个国家在历史上没有出现西方意义上的宗教,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有学者将之解释为中国世俗传统的过于强大。这是什么意思呢?通俗点讲,这或许可以理解为在国人的文化取向中,罕有能执着地去面对、去追寻真相与真理的精神。同时,国人也往往刻意回避可能超越现实层面的思考。典型的如孔子所谓“未知生焉知死”“不语神怪力乱”“敬鬼神而远之”等等。因为中国文化罕见对真相和真理的追问和探索,也就难以获得因穷追不舍地思考终极问题所能带来的精神超越。由此,国人便只限于生存在现实的层面。只相信现实,只看重现实和结果,那便只能是“现实的囚徒”。

     因缺乏信仰的超越性而被牢牢囚禁于“现实层面”中的中国人,在遭遇现实的压力时,无法像西方人那样求助于神,求助于宗教所提供的“彼岸”予以缓冲,以为升华资源。在面临现实层面的困境之时,中国的传统采取与西方文明完全不同的另一套应对策略,我们的文化倾向于把困苦不断地转化为某种审美感动,因着这种应对的策略,国人便安于苦中作乐,安于不断地将遭遇的困境“审美化”,每以审美的方式逃避对现实的无可奈何。

  对“新”的渴求、膜拜,以及对“美”的向往、期盼,在审视上世纪风行的现代年画之时随处可见,正是这些常年被人们忽视的世俗美术作品,向我们昭示了过于注重功利的中国文化在进入现代社会过程中,面对诸多困境、苦难之时,是如何倾向于“审美化策略”以逃避现实和各种矛盾的。

  这究竟算是一种中国式智慧?抑或,它一种思维的缺陷,是文化上需要改进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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